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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日军发射鱼雷，袭击了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期间，俄国从指挥官到军士，大多沉溺于伏特加酒之中。

沙皇尼古拉二世轻率地部署了波罗的海舰队远航1.8万海里行程，远赴日本海作战。俄国舰队的多艘战舰还没离开欧洲海域，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指挥官就多次错误下令，将炮口对准丹麦、英国渔船，引发欧洲舆论哗然，英国政府一度下达了最后通牒。俄国政府不得已只好反复道歉。

日俄战争期间，陆地战场上，俄国部队很大程度上一触即溃。日军惊讶地发现，大批俄军士兵和军官醉得失去了基本的意识，“灌木丛里到处都是一动不动的躯体”，仍由日军士兵补刀。而海军的酗酒现象仍然普遍，不仅经常出现醉酒跌入海里死去的军官，而且还因为酗酒问题导致了无数打架偷窃和违抗军令的行为。

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这让俄国上层人士开始意识到酗酒带来的巨大危害。所以，1914年9月，即俄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宣布将永远禁酒——不仅是不许酗酒，而是彻底的不许饮酒。

尼古拉二世的这项决定受到了俄国内外许多人的高度赞扬。俄国各地的女性都在颂扬皇帝的禁令让她们酗酒成性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变成了清醒的人。人们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看上去的“善政”，却最终击垮了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一家更是在不到4年后就被集体处决。

一战期间的俄军

沙皇统治为什么那么依赖于伏特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洲大陆从西向东，分别形成了葡萄酒饮区，啤酒饮区和伏特加饮区。葡萄酒和啤酒的历史悠久，据考古考证，亚美尼亚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有酿酒工具，古代中国人用大米、蜂蜜和水果发酵酿酒的时间更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法老的墓中也有葡萄酒和啤酒。

伏特加酒是在12世纪欧洲化学家发明的蒸馏技术推广后，才逐渐出现的，高浓度酒精为主的酒浆被认为完全不同于啤酒和葡萄酒的口感，让人痴醉。

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那就是高纬度海拔地区的人们，天生就爱喝烈酒，因为借此可以扛过酷寒的天气。但德国柏林的人们依旧爱好啤酒，同纬度的俄国以及东欧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们却首选伏特加酒。具体到我国，嗜酒者就不仅仅包括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的人们，还有甚至居住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的居民。

实际上，直到16世纪，俄国的乡村和城市，居民都主要饮用啤酒、格瓦斯酒（黑面包或黑麦制成的低度酒精饮料）以及蜂蜜酒。改变这一局面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俄国农业革命的开展，俄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大量剩余，将谷物酿成伏特加酒更有利保存；二是沙皇俄国政府开始建立起垂直垄断型的伏特加销售体系，从中攫取巨大好处。其他酒类的生产和销售开始受到限制甚至禁止。

美国历史学家、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克·劳伦斯·希拉德在其所著的《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一书中，历数了俄国饮酒文化是如何在16-18世纪经由俄国官方的软硬兼施，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书中指出，伏特加酒“强劲的酒劲确保了人们对其需求的稳定性；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禁止除贵族外的私人蒸馏的法律意味着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必须付钱来购买这种新商品”，让农民对于贵族地主产生更强的依赖性；“（沙皇）政府对伏特加酒贸易的垄断”成为了控制底层人民的主要手段。

伏特加酒严重地腐蚀了俄国乡土社会，而这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沙皇政府对庞大疆域实施有效控制的帮助手段。并不是巧合的一点在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站出来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农奴统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精英分子，很多人酒量不佳甚至滴酒不沾。

车尔尼雪夫斯基

伏特加酒帮助沙皇稳固了国内统治，还创造出丰沛的财政收入。俄国的三大财政收入来源分别是人头税、盐税和伏特加酒税。让人民酗酒然后昏昏欲睡，如此有利可图，所以哪怕是19世纪的美国以及西欧开始兴起了禁酒运动——欧美资本家意识到，劳工阶层沉溺于酒精，将无法适应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发展用工需求。俄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权衡利弊的结果却是维持现状。

禁酒与历史宿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杰出领袖列宁经常在著作中抨击沙皇政府诱使俄国民众堕落，而俄国民众的寿命还因为酗酒和家庭暴力而缩短。列宁明确指出，俄国政府对酒精贸易的垄断机制不过是“一小撮地主、官吏和各种寄生虫有组织地和不断地、明目张胆地抢劫人民财产的各种方法”。

在谈到如何处理伏特加酒问题时，列宁态度坚决果断，表示要确保无产阶级具备清醒的大脑。

伏特加酒嗜好使得俄军狼狈地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站都站不稳的士兵跌跌撞撞地冲上战场，很容易就成为敌人攻击的靶子”。尼古拉二世在1914年推行了禁酒令，此举目的是增强俄军的战斗能力。但事与愿违的是，伏特加酒的地下交易依旧猖獗，而没有了伏特加酒贸易带来的丰厚收入，沙皇俄国的政府陷入了财政破产。就这样，沙皇退位，俄国先是迎来了资产阶级政府，而后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一丝不苟地兑现了自己多年来的著述承诺，即延续禁酒令——哪怕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列宁同意放开粮食等其他物资的贸易，也绝不在禁酒问题上松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以及他手下那位战功赫赫的红军政委托洛茨基，都是心怀善意而性情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但苏联政局很快出现了剧烈震荡。列宁遇刺后伤重，在1924年1月去世。托洛茨基也淡出了政坛（1940年遇刺身亡）。1925年10月，斯大林正式终止了禁酒政策，并大幅度地将苏联酒类管理政策恢复到了与沙皇俄国时期同样的程度，即国家垄断。

这种情况下，尽管大量的苏联农民进城务工，却长时间陷入酒精迷醉。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苏联制造工业与欧美日等其他发达资本国家在生产效率等方面呈现的巨大差异。

卫国战争是苏联对全人类作出的最大牺牲和贡献。但这也助长了苏联国内已经十分突出的酗酒，因为人们牵强地认为，酒量、饮酒意志等同于勇敢、牺牲精神。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后招待战斗英雄的宴会上，将勃列日涅夫灌得烂醉。这位战争期间功勋卓著的英雄在19年后顶替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掌舵者，在其执政的18年时间里，如同斯大林本人晚年那样，高频率地举行暴饮宴会。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戈氏，可谓滴酒不沾，非常反感饮酒文化。戈氏效仿尼古拉二世启动禁酒，这在最初也同样得到了苏联民众的支持。但戈氏推行的其他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难堪的失败，这其中，因为失去垄断经营伏特加酒贸易的财政收入，正是一个重要原因。苏联民众发现戈氏的改革承诺几乎无一兑现，自己还买不到伏特加来麻醉自我。

最发人深省，某种程度上也最为荒诞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酒精泛滥毒害了沙皇俄国和苏联，但当改革者决定解决这方面问题后，却因为失去烈酒贸易的收益而最终走向财政破产，以至国家危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在国际上多次引发争议，而这均与自我纵容酗酒有关。21世纪初以来，普京成为领导人后，俄罗斯经济和社会走向稳定，伏特加酒变得价格更低，俄罗斯民众沉溺于酗酒的情况相比过去反而更为严重。俄罗斯人平均寿命不仅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战乱频繁的非洲热带国家。

伏特加酒，迄今依旧是俄罗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标签。只有了解伏特加酒曾经产生的影响，我们才可能相对客观地了解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悲情、艰难和宿命。